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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時代的網絡輿情治理:美國的教訓與啟示

來源:《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2020-12-17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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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光明日報評論部編輯、博士? 鐘超,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博士? 丑則靜

  摘 要:隨著互聯網的媒介屬性越來越凸顯,網絡輿情治理能力愈益關系到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美國是社交媒體的發源地,隨著其國內各社交網絡用戶量的激增與社交媒體信息傳播力的突顯,社交媒體開始全方位地改變美國的政治生態。當前特朗普政府錯誤利用社交媒體操縱公眾輿論傾向,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社交媒體時代的美國網絡輿情治理困境,對社交媒體日益發達的中國殷鑒不遠。中國必須審慎看待互聯網社交媒體蘊藏的巨大政治資源,辯證研判民主政治“數字模式”的影響,避免社會治理滑向網絡民粹主義陷阱,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網絡傳播與輿情治理規律,建構政府、行業、用戶等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網絡輿情治理格局。

  關鍵詞:社交媒體;網絡輿情治理;網絡民粹主義;協同共治

  美國互聯網技術研究領域知名學者克萊·舍基(Clark Shirky)如此評價社交媒體,“當科技變得無聊,其社會影響就開始有趣起來”[1]。隨著社交媒體平臺用戶量的不斷激增與功能的逐步拓展,社交媒體已經漸趨成為一種強大的文化、政治力量,開始有能力改變一些國內甚至全球性事件的走向。美國是社交媒體的誕生地,長期以來,美國政府都將社交媒體作為重要的執政工具,但當社交媒體全方位主導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并在特朗普“推特執政”格局下進一步加劇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時,社交媒體已從美國政府管理與推廣民主的得力工具淪為暴露自身民主亂象的顯示器,社交媒體時代美國網絡輿情治理困境盡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絡已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就是守護國家的主權和政權”[2](p.117)。隨著互聯網的媒介屬性越來越凸顯,加之在這個過程中,傳播快、影響大、覆蓋廣、社會動員能力強的“兩微一抖”等社交媒體用戶也呈快速增長趨勢,網絡輿論與官方輿論“兩個輿論場”并存、對壘的格局漸趨形成。如何吸取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要大國在網絡輿情治理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網絡空間治理和輿論引導,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建設,確保網絡信息傳播秩序和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突出現實問題。

  一、社交媒體:美國政府重要的執政工具

  互聯網自出現以來就被用于促進社會互動。進入21世紀后,Web2.0和用戶生成內容模式(UGC)的快速擴散與逐漸普及,為無數互聯網用戶通過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體平臺參與信息發布、應用更新,進行明顯區別于過去的互動式信息傳播提供了可能,加速了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3]。美國是社交媒體的發源地,坐擁技術優勢與媒體話語權,長期以來一直注重挖掘社交媒體在對內社會治理、對外價值觀輸出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也一直以社交媒體時代的“贏家”自居。

  (一)社交媒體在美國的影響力分析

  首先,在用戶使用量方面,美國各主要社交媒體平臺均擁有巨大的用戶使用量,且具有相當大的增長潛力。根據2016年韋氏詞典的最新定義,社交媒體即各種形式的線上社交平臺,在這里,人們可以進行資訊、觀點、個人信息的交互共享[4]。此概念對社交媒體所依托的各種社交、社群網站進行了突出強調,而現實也確實如此。以臉書、推特、照片墻等為代表的社交網站,雖然在受眾群體、目標定位上略有差別,但從其創立至今10余年的時間里,功能越來越強大,吸引了數以億計的網民在此發出自己的聲音(參見表1)。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8年美國社交媒體使用報告》中,就美國目前最富人氣的社交媒體平臺及美國成年互聯網用戶對這些平臺的使用情況進行了調查。以臉書這一美國最具人氣的社交媒體平臺為例,其在各個年齡層、不同教育程度、收入程度都擁有龐大用戶群體,約68%的美國成年人是臉書用戶,且74%的臉書用戶每天都會訪問該網站[5]。

  表1 主要社交網站使用情況(截至2020年1月)[6]

社交媒體時代的網絡輿情治理:美國的教訓與啟示

  資料來源:筆者自制。

  其次,在信息接受程度方面,社交媒體正成為美國民眾重要的信息獲取渠道。美國學者曾這樣總結社交媒體所具有的四方面特征:一是基于Web2.0互聯網的應用;二是用戶生成內容是社交媒體的命脈;三是用戶創設適用于特定服務的信息內容,以方便社交媒體的設計與維護;四是社交媒體通過實現個人信息的共享對接,促進在線社交網絡的發展[7]。而在這四方面特征中,除第一方面強調了社交媒體的互聯網技術依托外,其他三方面都突出強調社交媒體必須直面用戶,以實現信息來源的平民化、互動反饋的便利化。社交媒體變政府與公眾、傳統媒體與讀者關系中的公眾與讀者等客體受眾為主體信息源,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媒體與傳播的格局。

  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便是社交媒體具有不可比擬信息傳播力的充分展現。特朗普曾在成功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后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專訪,他談到:“我在社交媒體上有著很多粉絲。我認為這種優勢幫助我贏得了此次大選。”選后的分析文章顯示:一方面,由于社交媒體上的公眾意見往往通過轉發、評論等公開的方式表達出來,隨著選戰的深入,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新聞聲明最快速的發布平臺,總統候選人無論面對正面報道還是危機事件都選擇在社交媒體平臺上作出回應[8];另一方面,近半數美國人通過社交媒體獲取資訊,有44%的美國人坦言他們會從社交媒體上獲得一些不同于主流媒體的總統競選信息,年齡在18-29歲的美國年輕人中有2/3的人將社交媒體認定為最主要的信息接收工具,即使是“被遺忘的一代”與“嬰兒潮一代”,這一比例也分別達到了50%、40%[9]。

  (二)“線上化”的政府管理與外交實踐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將Web2.0時代下的政府管理評價為“以一種更具互動、協作、響應的方式所設計出的公共政策與服務”[10]。在社交媒體時代,美國各級政府機構都開始積極探索利用社交媒體提高服務質量、加強公眾參與以及為國家對內對外政策的展開創造有利條件。

  一方面,美國政府積極利用社交媒體推動管理創新,提升線上政府管理的質量與公眾感知度。社交媒體相較于傳統的政府門戶網站,具有更廣泛的用戶群與更強的時代感[11]。2009年,奧巴馬帶著“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在其宣誓就職當天,白宮網站便推出了全新界面,預示著以“溝通、透明、參與”為理念的政府管理時代的開始。隨后在奧巴馬的執政團隊中出現了社交媒體主管、網絡安全辦公室主任等新職位,美國數字服務系統也在2014年8月正式建立,美國政府“線上化”運行的趨勢愈發明顯,且這種趨勢并沒有隨著特朗普當選就任美國總統而終結。特朗普政府曾就美國數字服務向國會報告,高度肯定美國數字服務在保障聯邦政府高效運轉、提供高質量的政府服務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并具體介紹了在他任內美國政府在消除紙質應用程序、聘請頂尖科技人才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目前,無論是醫療改革、移民系統項目,還是簡化傷殘索賠系統、納稅人信息安全訪問,美國各聯邦政府機構都積極探索利用互聯網技術、社交媒體平臺及時分享政務信息,并與公眾開展快速、廣泛的溝通交流。例如,美國內政部就設有詳細的社交媒體使用準則與意見,鼓勵部門內的相關機構和個人創立社交網絡賬號,進行信息發布、數據共享、政策討論、組建用戶群組等活動[12]。早在2016年末,美國各聯邦機構社交媒體賬號注冊數就已超過9000個[13]。其中,在社交媒體平臺的選擇上,以在美國使用率較高的臉書和推特為主;在社交媒體賬號的數量和多樣性上,國防部因其較大的機構規模、國務院因其龐雜的涉外事務分別居于榜首。

  另一方面,美國積極開展社交媒體外交,將其作為推廣美式民主的新手段。社交媒體凸顯個人言論、行動價值,重塑國家政治、社會議程,正成為影響國際政治的新變量[14]。美國是對媒體的權力屬性認識得較早、較為深刻的國家,在現實運作當中,媒體的這種權力屬性不僅僅體現為它對政府的監督與制約,還更多地體現為它對美國文化、價值觀念的傳播與滲透。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后,社交媒體與美國外交結合發展出的“E外交”“數字外交”已經成為美國傳播其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甚至顛覆被美國視為“無賴國家”政權的“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也是一支利劍。

  政府機構制度建設與社交媒體外交實踐是美國社交媒體外交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前者反映構想,后者檢驗成效。將美國在網絡技術領域的優勢地位引入政府外交領域始于小布什政府時期,這一時期(2002年)美國國務院組建了網絡外交機構與全球傳播辦公室;2009年,深諳社交媒體營銷之道的美國首位“互聯網總統”奧巴馬入主白宮,其上任伊始便致力于推動白宮、國務院、國防部實現“三位聯動”,全力提升網絡空間的戰略地位,將社交媒體引入美國外交政策布局[15]。美國國務院相繼公布《美國政府IT戰略發展規劃:2011-2013》《外交手冊5FAM 790:利用社交媒體》等報告,詳細闡述了如何利用社交媒體提升美國“巧實力”,為國家外交戰略服務[16]。

  相比于政府機構設計,美國依托網絡優勢與他國進行暗戰、利用社交媒體開展外交實踐似乎開始得更早。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交戰雙方雖未形成明確的網絡戰計劃,但都開始有意識地利用網絡資源來爭取戰場上的主動。在21世紀初的“顏色革命”中,美國政府利用移動通訊工具與互聯網影響民意,成功扶持格魯吉亞等東歐、中亞國家的親美勢力,實現了政權的非暴力更迭。而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移動互聯設備逐漸普及,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用戶量也出現激增。以敘利亞為例,2010年“阿拉伯之春”剛剛爆發的時候,該國只有40%的人口擁有手機,但僅僅3年時間,這個比例就上升至95%,所有這一切都為美國開展社交媒體外交提供了便利條件[17]。基于對社交媒體影響力的樂觀預期,在奧巴馬執政后期,“互聯網自由”已經成為美國外交領域的一項重要政策目標。其實,企圖在其敵視國家內部制造混亂局面、以壓促變的美國社交媒體外交,在本質上仍然是冷戰思維的延續和霸權主義外交的變種,隨著時間的推移,社交媒體外交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質疑。

  二、社交媒體時代美國網絡輿情治理困境

  當代美國正經歷深刻的國家社會變革,雖然該國仍有較好的經濟增長表現,但是其社會中長期存在的貧富分化、制度僵化等問題正成為促發變革的重要潛在因素。以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大批美國民眾表現出對自身經濟狀況、國家社會政策等的焦慮與不滿。這種個人的焦慮與不滿,借由社交媒體不斷傳導放大。社交媒體時代的美國網絡輿情治理困境,正深刻地改變著美國國內的政治運行與社會生態,也使得社交媒體這一美國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推廣民主的得力工具,逐漸淪為美國社會亂象的主要幕后推手。

  (一)政治信息傳遞的個性化與不可控性顯著增強

  “永恒選戰”(the permanent campaign)指政治人物運用現代科技,用選戰的思路進行管理、指導施政,它既是一個政治學概念,也廣泛存在于美國的政治實踐之中[18]。在美國的憲政體制中,憲法對國會所擁有的十余項重要權力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對總統到底享有哪些權力卻并未做明確說明,因此總統所行使的行政權便成了邊界未明的“說服性權力”[19]。很多情況下,總統為順利推行其政策主張,會選擇沿用選戰風格,直接發動民眾,攜民意施壓國會以尋求支持。

  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后,社交媒體平臺吸引了數億規模的用戶群體,并在美國目前的媒體信息傳播格局中處于強勢地位,政治人物越來越倚重社交網絡平臺開展政治宣傳、展示個人形象、表達內政外交立場觀點,他們吸引的網友關注與轉發數量越多,收到的宣傳效果也就越好。特朗普作為一個沒有任何施政經歷的地產大亨和真人秀明星,由于深諳社交媒體的游戲規則,憑借一系列討好選民的言辭和搏出位的行為,制造了超高的話題度,在總統競選期間成功拉攏了眾多“鐵桿”追隨者。執政后,特朗普更是變身為“推特總司令”,隨時隨地通過由140個英文字符組成的推文,毫無遮攔、不加修飾地表達自己對國內國際大小政策甚至丑聞八卦的看法,攪動輿論并影響和塑造民意。社交媒體催生的“形式主義與無底線的競選風格”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中被延續,雖然這種公關作秀、“永恒選戰”的執政風格能在短時期內增加總統的民意支持度,但從長期來看,特朗普反復無常的表態發聲與過多個性色彩的注入,使美國社會的“真議題”漸無立足之地,也為彌合美國社會的內部分歧帶來了相當的困難。

  (二)“真假新聞之辯”不斷升級

  長期以來,由知名報紙、雜志、電視組成的美國主流媒體,在構成美國社會“第四權力”的同時,也充當著美國普通民眾了解美國政治社會運行的主要信息渠道。但是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美國民眾已再不滿足于僅僅從主流媒體獲得同質化的信息,“當美國人知道從主流媒體上自己永遠和鄰居獲取一樣的信息時,社交媒體似乎成了一個更簡便化、情緒化、個性化的信息源”[20]。在各社交媒體平臺上,無止盡的信息被不停地輸入與討論,這在催生巨大信息泡沫的同時,也折射出美國新聞業所面臨的困局與挑戰。在“雙中心”的媒體格局下,事實似乎已經不再重要,真假新聞激烈辯論,壓縮了“第四權力”監督、制約行政權力的空間。

  在美國,對新聞行業中存在的自由主義傾向、精英化思維以及“權力異化”等現象的討論與批評由來已久,2016年總統競選中主流媒體民意調查的集體淪陷以及社交媒體影響力的躥升,更助長了美國民眾普遍存在的對主流媒體的不信任感。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前,出現了“炸彈包裹”案、猶太教堂槍擊案等一系列可以左右選情的突發事件,美國主流媒體據此反思特朗普針對政治對手的分裂、刻薄言辭,認為這些言辭給美國社會造成了深深的裂痕。特朗普對此進行了猛烈回擊,他在自己的推特賬號上發文,“我們國家有很大的怨氣,部分是因為失實甚至是欺詐的新聞報道所造成的”,“假新聞媒體、真正的人民公敵必須停止這種公開和明顯的敵意,準確而公正地報道新聞”。可以說,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彌漫在全美社會的對主流媒體的消極情緒,無論選前還是選后,但凡出現對其不利的新聞,他都在社交媒體上予以猛烈還擊,并將其冠上“假新聞”的帽子。

  (三)民意表達的分散性與民粹化傾向日益明顯

  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在蓋茨堡發表著名演說,將美國政府的性質定義為“民有、民治、民享”。美國冷戰時期社會科學領域的泰斗級人物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也曾指出,民意與政策緊密相連、相互作用,是政治運行的一條重要定律。總而言之,在美國社會,民意長久以來一直被奉為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指引和政治科學的核心關切。

  在美國,第一個已知的民意調查活動發生在1824年,雖然該活動只是在相對較小的范圍內進行,但這種以民意測驗預測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方式開始引發各方關注。1936年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第一次將預測建立在現代統計方法之上,通過隨機抽樣的方式成功預測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當選。此后,蓋洛普倡導的按各州比例選擇測驗對象、派調查員面訪、統計調查結果并作分析說明的抽樣調查方法廣受追棒,以蓋洛普民意測驗為代表的眾多民意測驗報告也常常見諸報端,成為民意的一種較為權威的表達方式。

  但在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中,雖然選前多家權威機構的民調數據均顯示希拉里的民意支持率領先于特朗普,但最終選舉結果卻與此恰恰相反。有人據此抨擊美國主流媒體、民意調查機構,認為其“并非追求準確性與公正性,而是為希拉里勝選的結論尋找論據”[21]。不可否認,自由主義傾向、精英優越感、固化思維等問題確實廣泛存在于從事民意調查的美國各主流媒體與民調機構之中。但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社交媒體異軍突起,其獨有的“反饋回路”機制,使民意表達越來越具有分散性,“社交媒體發掘到大量沉默選民的意見,在主流媒體一邊倒的民調數據中,預測到了特朗普的勝利”[22]。

  在社交媒體時代,一方面,社交媒體上聚集著大量和你一樣對現狀不滿的人。一個坐在電視前的不滿現狀的白人工匠,或是一個排外的種族主義者,他們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人和自己持相同立場。而社交媒體的出現,使持各色觀點的人很容易在社交網絡平臺上找到同類。他們通過社交網絡順暢地溝通、創建群組,賦予民粹主義的情緒宣泄和意見表達以實實在在的政策影響力。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似乎天然排斥一種有秩序、可預測的世界。在美國有“話語窗口”(the Overton Window)的傳播理論,即一個言論的政治生存能力取決于其是否置于公眾可接受的話語窗口,一個政治家欲贏得或保持公職,應盡量使自己的政策主張符合“政治正確性”的要求[23]。但伴隨著社交媒體的出現,滋生極端言論的土壤變得肥沃,這似乎使以大膽、不可預測的方式改造歷史成為可能。特朗普借助社交網絡平臺大肆抨擊華盛頓政治生態,一再拋出明顯有違美國多元社會傳統與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觀點,并以此贏得了大批追隨者,將自己的勝選與執政建立在民粹主義與分裂之上,給美國社會留下了累累傷痕。

  三、社交媒體時代美國輿情治理困境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發源地,互聯網社交媒體在美國催生了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網絡虛擬社會,這個虛擬社會中的每一個節點與現實社會中的每個人相互對應,使網絡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網絡虛擬社會可以被看作是人類通過科技創造的新的殖民地,目前,這塊新殖民地中的運行規則和內部秩序還沒有有效建立起來,網絡輿情治理的各種問題仍在給現實世界帶來消極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深刻重構了美國社會公共權力格局,傳統政治權力的穩態結構遭到破壞,政治人物利用社交媒體傳播規律操縱公眾情緒,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這對社交媒體日益發達的中國來說殷鑒不遠。

  (一)深刻認識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政治屬性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生產力發展進步和社會利益分化,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市民社會打破了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政治國家制度。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標志著現代國家的誕生,政治哲學家開始取代宗教神學家為社會公共權力的現實來源提供合理解釋。霍布斯、洛克、盧梭等啟蒙思想家提出,國家是享有自由平等天賦權力的個體為避免陷入“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而建立的契約,公共權力來源于共同體成員的權利讓渡。在現代社會中,從政治共同體中解放出來的個體私人開始具有獨立的政治地位,以政治國家為代表的公共權力和以市民社會為代表的普通民眾之間形成了一種權力博弈的動態格局。

  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打破了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清晰界限,政治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的區分不再明顯,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不再清晰,公共權力從政治國家向市民社會轉移,由傳統的政治國家掌控的新聞媒體、文化機構、教育機構都受到信息技術力量的侵入和改變,市民社會內部開始孕育出巨大的公共權力能量,龐大的社交媒體網絡增強了將共同體中的所有行為人動員起來的可能性。從政治運作過程來看,傳統的政治活動如政治選舉、民主協商、公共辯論都能夠轉移至網絡虛擬空間,公共權力的游戲規則發生改變,這對世界上任何融入互聯網的政治組織來說都是一種根本性的變革。

  互聯網創造了一個廣泛聯通且不斷拓展的平臺,密切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博客、微博、網絡社區、BBS、社交網站都集聚了大量用戶群體,為政治參與、民主協商提供了溝通互動交流的網絡平臺。隨著社交媒體平臺功能的逐步拓展與用戶量的不斷激增,社交媒體已經漸趨成為一種強大的文化、政治力量,在一些舉世矚目的全球事件中嶄露頭角。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與《華爾街日報》曾公布一份聯合民調的結果,該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者都對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平臺給出了負面評價。特別是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黑天鵝事件”讓更多人開始反思社交媒體對現實政治的消極影響,美國政府甚至指控是俄羅斯操縱社交媒體輿論,影響了大選結果。利用用戶信息操縱政治活動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聞曝光后,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受到美國與歐洲議會的質詢。根據指控,這家曾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競選團隊合作過的政治數據研究公司以不正當方式獲取了8700萬臉書用戶的敏感信息,并基于此判別其政治傾向,再有針對性地投放虛假、夸大或帶有煽動性的內容,“將整個國家玩弄于股掌之間”。有分析認為,這一模式已成為美國政治宣傳的常規武器。

  梅特卡夫定律指出,一個網絡的價值等于該網絡內的節點數的平方,而且該網絡的價值與聯網的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對此,克萊·舍基不無針對性地說:“我們在歷史上高估了計算機聯網的價值,而低估了社會聯網的價值,所以我們花了過多的時間用在解決技術問題上,而不是用在解決使用軟件的人群的社會問題上。”[24]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8.5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1.2%,手機網民規模達8.47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1%。龐大的社交媒體中蘊藏了巨大的政治資源,同時美國網絡輿情治理中的種種問題也不同程度地在我國顯現。我們要從戰略高度重視互聯網社交媒體發展帶來的公共權力格局的變化,充分認識社交媒體時代網絡輿情治理的極端重要性,推動政府機構接觸網絡,實現“線上化延伸”,促使其與網絡時代的市民社會相融相契。

  (二)辯證看待民主政治的“數字模式”

  從積極方面看,技術進步為公民的政治參與提供了極大便利,互聯網發達的國家普遍利用網絡開展民主協商、電子政務、網絡監督甚至網絡選舉等一系列政治活動。曾任美國里根政府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沃爾特·賴斯頓(Walter B.Wriston)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比特,字節和外交》一文,認為“信息技術消除了時間差距和空間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夠像微生物一樣,借助于電子網絡毫無障礙地擴散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不分性別、種族和膚色的幾百萬人在互聯網上交談,這種全球性交談如同一個村落中的交談一樣容易,其影響是深遠巨大的。一個地球村將形成全球性的規范。否定人們的人權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著否定他們從未體驗到的一個抽象概念,而是違背了地球村已經形成的規范”[25]。事實上,近年來互聯網信息技術正在塑造“互聯網+政治”的新規則,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網絡政治變革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西方的選舉議程、選舉方式,并且通過對選民的影響改變選舉投票的最終結果。然而,正如臺灣學者夏鑄九在給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樣,“我們看見歷史的尷尬,自由主義者取得的民主制度竟然使人充滿了失落感。國家主權與議會代表制度雙雙動搖。前者終為全球經濟所貫穿,而議會代表制所表現的間接民主制度已為大眾媒體所表現的象征政治所扭曲,擴大了形式民主的內在弊病”[26]。

  數字化民主的理想結局并沒有在近年來的國際政治中出現,互聯網構建了一個以自由、自愿、自治為原則建立起來的虛擬公共空間,在這里可以開展如電子選舉等線上政治活動,但直接選舉帶來的并不一定是善治。民主的內涵是“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定”,而商定并不等同于“一人一票”。不同國家和文化傳統孕育了不同形式的民主,其中就包括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從歷史經驗來看,民粹主義的民主從來不能真正實現公眾利益的最大化,善治國家大多是由精英主導公共權力,同時普通民眾擁有對精英進行監督的有效渠道。互聯網是人的延伸,社交網絡是人的社會關系的線上化、虛擬化,互聯網創造了每個人都能直接表達自身觀點、參與公共協商的技術條件,但協商并不一定帶來公共理性。正如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的,群體拒絕理性,“如果候選人滿嘴新詞,其含義又極其貧乏,因而能夠迎合極不相同的各種愿望,他必能大獲全勝”[27]。這幾乎是對2016年美國大選穿越時空的總結。

  民主作為一種公共決策方式,其理想狀態是所有享有民主權利的人在平等的發言權基礎上,通過廣泛討論形成代表大多數意見的理性“公意”,但這在現實政治活動中會遇到諸多挑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者詹姆斯·斯托納(James Stoner)1961年曾根據實驗研究指出一個“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現象:個體在面臨群體討論之后的選擇時,其決策往往受到群體的主流觀點影響,原來具有冒險傾向的人在群體討論之后更加冒險,原來具有保守傾向的人在群體討論之后更加保守。與群體極化相伴隨的是“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效應,當個體發現自身觀點受到群體認同時,會越發大膽地闡發和擴散其觀點;而當個體發覺其觀點少有群體成員理會甚至引起反對和攻訐時,他們為避免被孤立往往會選擇沉默,這就造成群體的意見不斷走向極端化。由于互聯網平臺具有虛擬性、匿名性、交互性和跨時空特性等特征,置身其中的個人更容易受到群體意見的影響,這也是許多美國民眾認為社交媒體撕裂了國家和社會的內在原因。

  雖然中國的制度環境、社會條件、文化背景與美國存在較大差異,但在社會信息化的時代大潮之下,網絡民粹主義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社會政治現象,成為一種超越制度差異的反主流政治思潮,因此,它同樣會給中國帶來嚴峻風險和挑戰。信息化、網絡化、社交化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我們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走回頭路,而應立足自身制度體系和治理結構特點,實事求是、揚長避短,在前進的過程中解決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問題。對于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挑戰,我們根本的應對之策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讓最廣大人民群眾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紅利,努力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通過改善民生從根本上避免民主制度滑向民粹。在此基礎上,加強對網絡民粹主義及其各種表現形式的管控,引導公共資源服務于長遠公共目標,完善監察體系,保障公民對掌握公權力的精英階層展開有效監督。

  (三)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網絡輿情治理體系

  長期以來,美國社會一直自我標榜為言論自由的典范,其言論自由傳統延伸到互聯網政策制定過程中,使美國對網絡輿情只采取最低限度的管理,更多地強調互聯網行業自律和用戶個人自律。這種政策是美國立國以來自由主義傳統的自然推演和政治正確的必然選擇,也是美國陷入網絡民粹主義和網絡輿情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對中國而言,網絡輿情對現實經濟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同樣不容小覷,感性的、本能的、情緒化的言論很容易在社交網絡中大量傳播,特別是在少數極端事件中,如果政府和個別官員行為失當,在網絡輿情的放大效應下,很容易給政府帶來信任危機。新形勢倒逼國家必須積極探索網絡傳播與輿情治理規律,構建政府、行業、用戶等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網絡輿情治理體系。

  首先,完善政府部門的網絡輿情治理機制。與美國的兩黨制不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網絡輿情帶來的負面效應將極大消耗政府公信力和執政合法性。因此,政府必須首先明確自身在網絡輿情治理中的主體地位,成立專門的網絡輿情管理部門,建立多部門橫向溝通縱向協同應對網絡輿情的體制機制,全天候實時監測、動態研判、及時回應網絡輿情的熱點焦點問題,避免在信息公布不及時的背景下淪為被輿論裹挾的民意的對立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必須依法推進輿情治理,避免陷入簡單化的“一刪了之”“一禁了之”的路徑依賴。法治是政府輿情治理的根本途徑。美國高度重視互聯網相關領域的立法工作,美國國會1968年通過《竊聽法》,允許執法人員在調查嚴重刑事案件時,在得到授權后進行電子監聽,此后又于1980年通過《隱私保護法》,1986年通過《電子通信隱私法》,1996年通過《電信法》,1999年通過《電子簽名法》,2000年通過《兒童互聯網保護法》,2003年出臺《網絡安全國家戰略》等法律法規[28]。近年來,我國也連續出臺了《網絡安全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論壇社區服務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對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和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起到了積極作用。

  其次,推動構建新技術巨頭與政府部門協同共治格局。當前隨著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興起,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字節跳動等新技術“獨角獸”在中國悄然崛起,它們憑借自身龐大的用戶數量和先進的技術能力逐漸在政府力所不及的領域形成了實質性的“權力”。以過去機構媒體所壟斷的新聞信息服務領域為例,報紙、廣播、雜志等傳統媒介捆綁在一起所占份額恐怕已經不足20%,而80%以上的內容分發渠道已由新技術巨頭所主導的算法型傳播所取代[29]。社交媒體時代的網絡輿情治理必須引入新技術巨頭參與,形成新技術巨頭與政府部門協同共治格局,完善包括網絡輿情監測、挖掘、分析、存儲等在內的全過程管理,構建網絡輿情預警指標、網民態度傾向模型,通過數據可視化技術展現事件前因后果和發展過程,通過實行動態數據分析和研判網絡輿情發展趨勢,在重大事件面前對網民情緒和觀點傾向開展大數據“畫像”,增強網絡輿情引導的科學性和針對性。

  最后,提高民眾網絡媒介素養。網絡社交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傳播規律有很大不同,網絡公共空間就是一個觀點市場,其中往往只有極端化言論才會引起關注,才能得到更多團體的認同、點贊和轉發,部分網民會因此隱匿自己觀點而隨大流。互聯網傳播中的“沉默的螺旋”與“群體極化”互相推動,客觀上成為公眾人物觀點極端化的助推機制,美國社會的極化與撕裂正是在這種環境中逐漸形成的。由是觀之,培育具有主流社會認同感的網絡輿論領袖(“大V”),對于加強政府與網民之間的溝通交流、營造理性平和的社會輿論具有直接促進作用。從長遠看,化解網絡輿論負面效應還應回到網絡輿論循環的初始環節,即著力提高網民媒介素養,引導社交媒體用戶理性、成熟、平和地發表觀點,建立具有包容性、差異性、多樣性的互聯網內容生態,增強網民對網絡內容的省思能力和遵照法律法規發表觀點的法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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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徐倩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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